广西铜鼓正经受自然损坏,贩卖猖獗--我市铜鼓流失严重

本报讯（记者 韦鹏雁 覃耀宇）市文物管理站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我市现存民间传世的1400余面铜鼓中，有三分之二不同程度破损，加上近年来文物贩子猖獗，我市铜鼓流失严重。研究人员称，如得不到有效保护，100年内，我市民间铜鼓中的三分之二将完全损毁，世界“铜鼓之乡”的美名将不复存在。
    文物工作者对东兰县的金谷、巴畴和大化瑶族自治县的板升等乡（镇）的民间铜鼓现状进行抽样调查，这些地点都是我市民间铜鼓最稠密的区域，代表着我市民间铜鼓的现状。调查结果显示，所调查87面铜鼓中，完好无损的仅有22面，仅占调查总数的25.29%；不同程度破损，但声音还未受到大的影响，基本上还可以使用的有56面，占总数的64.35%；严重破残、已经完全不能使用的有9面，占调查总数的10.34%。
    文物贩子的盗卖倒卖使传世铜鼓大量流失。1993年的普查显示，东兰县有民间传世铜鼓538面，南丹县白裤瑶有铜鼓286面，但2004年的普查显示，东兰还有铜鼓484面，白裤瑶有老铜鼓210余面。10年间，这两个地区就流失铜鼓120面以上。
    铜鼓文化传承也出现危机，对铜鼓感兴趣和了解的人越来越少，一些地方铜鼓文化面临失传危机。
    铜鼓和铜鼓文化的危机引起政府和民间有识之士的重视。今年初，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民间传世铜鼓保护管理的通告》，明确了民间传世铜鼓是国家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保护，铜鼓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保管和保护，并明确了相关管理流通方式等。
    2004年，自治区启动实施“广西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保护工程，通过铜鼓普查、开设传习馆、传习班、建立铜鼓艺术生态保护村等措施，力图建立起比较完备铜鼓艺术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我市认真落实工程各项措施，对铜鼓保护进行多方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铜鼓是河池的骄傲。我市现存民间传世铜鼓多达1400余面，几乎与全国馆藏铜鼓总量1460余面相等，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铜鼓之乡”。然而近年来，铜鼓的自然损坏和人为流失越来越严重，专家称，如果得不到有效保护和弘扬，100年内，河池“世界铜鼓之乡”的美名将不复存在。渐渐脆弱的铜鼓声
本报记者 韦鹏雁 覃耀宇 文/图

铜鼓作为一种特殊乐器，常常出现在民间的一些重大民俗活动或节日庆典中。

     2006年，韦启初、韦启参兄弟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制造了一面大鼓，作为送给北京市的礼物。梁富林

（左）与韦启初在研究这面大鼓的细节。
韦万义在按乐谱敲打铜鼓，让他担忧的是，掌握这门技艺的人特别是年青人不多了。
    两次浩劫损失过半
    追寻我市铜鼓发展的历史，不得不提大炼钢铁和文革，两场运动几乎让我市的铜鼓遭受灭顶之灾。
    广西著名铜鼓专家、市文物管理站站长梁富林估计，在解放初期，我市民间传世铜鼓有3000面左右。但在1993年的普查中，只有1400多面，大部分都是在这两场运动中被丢进了熔炉。
    大炼钢铁时，许多铜鼓被当作原料丢进熔炉。文革时，铜鼓被当作“四旧”收缴砸毁。
    年近八旬的韦万义老人被称为“东兰铜鼓王”，收集研究铜鼓40年。韦老家中有4面祖传铜鼓，在前辈和铜鼓文化的感染下，从小学习敲打铜鼓。1967年韦万义调到到东兰县氮肥厂工作，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幕幕的铜鼓“大屠杀”，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收藏铜鼓。氮肥厂有一道工序要用铜，由于物资紧张买不到铜，就有人打起了铜鼓的主意。韦老清晰地记得，他曾经和同事到隘洞接收运转站拉来两大车的铜鼓，看着数不清的铜鼓一面面被砸碎，心如刀割却束手无策。他说，一车5吨重，一个铜鼓20多公斤，一车就有200多面铜鼓！韦老现在还记得当时开车师傅的名字。最多的一次，东兰曾拉了4大车的铜鼓到外面去。1978年，韦老到金城江买铜，在供销社仓库里看见了3面东兰铜鼓，花了180元钱买回去。售货员告诉他，你来晚了，自治区博物馆已经拿走一大批了。
    韦万义估计，解放初期，东兰的铜鼓应该在1200面左右，而东兰革命纪念馆馆长黄明金认为在2000面以上。而1993年的普查表明，全县登记在册的铜鼓仅为538面！
    损坏流失令人心惊
    改革开放以后，铜鼓得到重视和保护，但情况依然令人担忧，主要威胁是长期使用中造成的自然损坏和人为的流失。
    民间铜鼓经过长时间不断使用，如今破损已经十分严重。2000年，市文物站对东兰、大化的民间铜鼓情况进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的地点是我市民间铜鼓分布最稠密的区域，可以作为我市民间铜鼓现状的代表。结果显示，民间铜鼓中，约有三分之二不同程序破损。所调查的87面铜鼓中，完好无损的仅22面；不同程度破损，基本上还可以使用的56面；严重破残、已经完全不能使用的9面。同年，在宜州市举行的河池市第二届铜鼓山歌艺术节中，东兰有150面铜鼓参加，不同程度损坏有66面。
    文物贩子无孔不入，让我市的铜鼓人为流失严重。
    2004年，我市再次对铜鼓进行普查，全市铜鼓数量仍为1400多面，和1993年的数据差别不大。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是新普查纠正了1993年普查时的一些漏报漏统情况。其次，梁富林坦言，一些县的数据有问题。东兰官方数据显示，该县有铜鼓600多面，但在2003年，该县为申报“全国铜鼓艺术之乡”，对全县民间铜鼓进行地毯式的普查，结果登记到的铜鼓只有484面，比1993年减少了54面。东兰县文物部门在1996的一份上报材料中写到：“1993—1996年，仅隘洞乡就被盗卖倒卖铜鼓20面。”1999年的一份请示中写到：“近年来被盗卖倒卖的铜鼓达60多面”。
    普查人员素质不高、新旧不分也造成了数据不准确。在南丹县，1993年调查表明，白裤瑶地区有铜鼓286面，2004年普查时为311面。但进一步调查发现，其中约有100面是近年新铸造的，说明白裤瑶原先的老铜鼓比1993年减少了75面左右。
    文物贩子非法买卖铜鼓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出现，至今仍未能遏止。1990年底，东兰县隘洞乡一个月内有9面铜鼓被卖往外地，其中6面系被人盗窃，盗窃者后被公安机关抓获，但铜鼓已经卖至广州，无法追回；1993年下半年，东兰县城一阮姓居民从南宁引来一文物贩子，公开到东兰乡下收购铜鼓，当年11月一个月就将3面铜鼓运往南宁……1997年，河池地区行署发布了《关于保护民间传世铜鼓的通知》之后，文物贩子的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一些人打着“收藏家”的旗号，半公开地进行铜鼓非法买卖活动。近几年，经常有外地“老板”到南丹、东兰、大化等县收购铜鼓。南丹县城一药材商近年来在乡下购买近30面铜鼓，现都已下落不明。
    铜鼓的破损和流失引起政府部门和专家的关注。2005年，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对我市传世铜鼓情况进行全面调研，指出：“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估计在50年后，我市民间铜鼓的三分之一将完全损毁，100年内，三分之二将完全损毁。到了那时，世界‘传世铜鼓之乡’的美名将不复存在。”
    传世文物亟待保护
    梁富林说，传世铜鼓的保护首先要确保数量。他认为，应该在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联合行动，打击非法买卖，堵死铜鼓外流渠道，保护铜鼓不流失。在市人大的推动下，今年元月，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民间传世铜鼓保护管理的通告》，明确了民间传世铜鼓的管理流通方式等。韦万义认为，仅有《通告》还不够，应该立法保护。
    对于铜鼓的破损，梁富林希望能加快铜鼓铸造试验，尽快铸造出完全符合民间需要的铜鼓，以新代旧，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有传世铜鼓的严重破损。2002年，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苗族乡上朝社区平治村铸鼓工匠韦启初、韦启参兄弟已经成功解决了铸造中的难题，但还需要解决铜鼓的音高问题。这需要进行大量的不同体形、不同厚薄、不同合金配比实验，以找出其中的匹配规律。
    梁富林还希望，能将铜鼓中的精品征集到市民族博物馆永久保存。据调查，在1400多面铜鼓中，现已发现的精品约有60多面，这些铜鼓至少可定为国家二级文物，且均已有不同程度损坏。然而征集一面精品铜鼓大约需要上万元，目前经费还没有落实。
    2004年开始实施的“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保护工程，是我市保护铜鼓艺术的系统工程，目前已经进行了全面的铜鼓普查，全市每一面铜鼓都有一本“户口本”，里面对铜鼓所在地、鼓主情况、鼓的特征等都有详细登记，并配有照片。
    目前，在保护中还遇到了传统习俗与法律冲突的难题。《文物法》规定，传世文物不能自由买卖，而我市民间历来就有铜鼓自由买卖习俗。这个习俗也是我市铜鼓数量得以保证和发展的重要原因，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我市有铸造铜鼓的历史，河池的铜鼓大多是通过红水河从贵州买或交换得来的。铜鼓一般4个为一组，如果其中一个损坏，整组将无法使用，必须交换或买新的。如果禁止买卖，对民间铜鼓的发展和铜鼓文化传承极为不利，所以在《文物法》颁布之后，我市民间并没有严格执行，但这也给了文物贩子可乘之机。今年初，东兰县金谷乡新桂村村民罗某私自用自己的旧鼓和邻村村民施某交换一面新鼓。5月份，文化部门接到群众举报，经调查发现，施某已将旧鼓卖给文物贩子“郭经理”，但“郭经理”和旧鼓都已下落不明。
    面对这种情况，管理部门陷入了两难选择。
    文化传承举步维艰
    相比铜鼓的损坏和流失，更让人担心的是铜鼓文化的逐渐消失。
    “铜鼓文化的传承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现在农村的青年人，打牌、唱卡拉OK的多，会打铜鼓的越来越少了。”谈起铜鼓文化的传承，梁富林忧心忡忡。
    我市铜鼓的主要价值并不在鼓本身，而在于其积淀了2000多年的铜鼓文化，包括丰富的铜鼓舞、铜鼓歌谣和大量关于铜鼓的民间传说。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铜鼓文化生长繁荣的土壤已越来越少。
    在古代，人们认为铜鼓能辟邪赐福，预测凶吉，是富于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权力“重器”及通神“神器”。在壮族有这样的传说，相传水鬼潭里生活着一种叫“额”的水怪，它能叫老天下雨。古时，天一大旱，神物铜鼓就会飞入潭里和“额”打架，想要让老天爷为人们下雨。所以铜鼓被当成英雄，要保存在谷仓里面或神台上，还要在鼓耳挂上稻穗。随着时代的变迁，这样神秘的传说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了，铜鼓的地位也不再那么重要。
    梁富林说，以前铜鼓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卖掉的镇宅之宝，只要家里有一面铜鼓，哪怕是家徒四壁，人们也觉得自己富足而有地位；而现在一些人只是认为，铜鼓只是前人传下来的古董，希望卖掉以改善生活。韦万义心痛地说，在农村，一些人把铜鼓随意堆放，甚至拿来装化肥等东西，十分容易造成破损。
    习俗的改变，让使用铜鼓的场合越来越少。在古代，瑶族有“大还愿”活动，某个村寨或人家感受到神秘的压力，就要举行这个活动，活动要持续12个昼夜，而且要数天数夜不停地敲铜鼓。解放后，这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就完全停止了。在壮族的蚂拐节中，铜鼓唱主角，但现在的蚂拐节纯属表演性质。使用场合的减少，使年青人和铜鼓及铜鼓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
    现代文明和旅游对传统的铜鼓文化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古代铜鼓是极其神秘的，不能随意敲打。按使用习俗，除了红白喜事，铜鼓都在秋收到春播之间的农闲时段敲打，地里作物还在生长时是不停敲打的；瑶族特别是白裤瑶对铜鼓的使用更加严格，每次使用都要请道师请鼓、开鼓，而且要到自家听不见鼓声的地方去敲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迎合旅游的需要，现在只要有需要，有嘉宾或游客来，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随意敲打。虽然铜鼓声依旧，但其中的味道已经变了。
    文化同化已是世界性的话题，弱势文化面对现代文明的入侵，任何反抗都显得苍白无力，想要保持原生态的铜鼓文化已经不可能。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尽力传承铜鼓文化，已经刻不容缓。
   “保护工程”带来希望
    铜鼓艺术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2004年，自治区启动“广西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保护工程，以铜鼓保护为基础，以铜鼓艺术传承为核心，以铜鼓艺术使用的文化空间的保存为重点，力图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这一工程的实施，为我市的铜鼓保护和铜鼓文化传承带来了希望。
    保护工程包括铜鼓普查、开设传习馆、在中小学开设传习班、建立铜鼓艺术生态保护村等。目前我市已经开设了10个铜鼓传习班，并分别在东兰和南丹各建立了一个铜鼓艺术生态保护村。梁富林希望工程的实施“能让使用铜鼓的习俗不中断。”
    记者来到其中的一个铜鼓艺术生态保护村———东兰县长江乡兰阳村。村民韦家康告诉记者，全村共有4面铜鼓，平时都用土布包好，统一保存在威信较高的村民韦克锋家中。由于韦克锋不在家，记者没能看到这些铜鼓。村民韦家勋说，村里有红白喜事或外出表演时才把铜鼓拿出来。兰阳村有着比较浓厚的铜鼓文化氛围，鼓手韦家东说，全村的人一听到铜鼓声就明白出了什么事，全村超过半数的人会敲鼓，其中妇女鼓手是全市少有的。
    一些民间人士也在积极从事铜鼓文化传承保护活动。几年前，韦万义回到老家长江乡周乐村时震惊地发现，村里会敲铜鼓的都是40岁以上的人。于是他把自己收藏的9面铜鼓拿回来，让村民们自由学习，现在该村很多小孩子都会敲了。周乐村在培养孩子对铜鼓的兴趣上也有新招，他们在通往学校的吊桥上挂上废弃的铜铁片，让孩子们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敲打学习。
    对于铜鼓文化传承，梁富林想得更深，他说，一个民族要使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必须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让他们觉得别人对自己的文化是如此着迷和崇拜，并从中得到一些经济利益，群众就能自觉地把文化传承下去。铜鼓文化传承的根本在于：“树立群众对铜鼓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出面组织，把文化和旅游结合起来，并组织到外地表演，让群众既开眼界，又能得到经济利益，这样他们就会自觉珍惜和传承铜鼓文化。
    兰阳村鼓手韦家东说，近年来，他们村多次到外地表演，大家开了眼界，得到了一些实惠，所以大家都争着学习敲铜鼓。
    东兰县和韦万义曾多次组织群众外出表演。在太湖的一次表演结束后，一名观众找到了韦万义，说从来没想到还有这样美妙的音乐，非要索求一个鼓槌做纪念。大家都感到十分惊讶和激动：原来在别人的耳朵里，铜鼓声是这样的美妙！